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为北洋军阀各实力派所忌，长江流域的直系军阀更叫嚷北上复仇。为防止直系卷土重来，冯只能作权宜之计，公开请段祺瑞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总执政。段祺瑞求之不得，通电宣布接受。段祺瑞本是反对修正清室优待条件的，尚未到职，就指示执政府秘书处发出公函，制止清室善后委员会行使职权：

　　清室善后之事，政府正在筹议办法，该委员会未便通行点查，着内务部暨警卫司令部即行查止。

　　清室善后委员会在22日接到这一公函后，立即召开会议，委员们群情激愤，决议公开诘责段祺瑞：

　　清室善后委员会是根据摄政府之命令组成，人选由摄政内阁聘任，合理合法，政府各院部又均派员参与点查，段执政不予承认殊不合理。

　　会上，委员长李石曾郑重提议：“遵照20日会议之安排，于23日点查清宫物品，以反抗政府此种违反民意不合手续之命令。”全体委员一致赞同。

　　23日上午，委员们冒着刺骨寒风，准时集合，然部分军警长官慑于段祺瑞的压力未到，不合点查章程，所以未能实行点查。

　　李石曾等分头出动，以私交、大义劝说感召未到的军警长官，24日，这些人准时到达，实施了首次点查。

　　段祺瑞甚为恼怒，正欲强力制止时，出现了转机。那是应冯玉祥、段祺瑞、张作霖之邀北上共商国事的孙中山先生已到达天津，向新闻界表明了对冯玉祥驱逐清帝出宫的态度：“修改清室优待条件，请溥仪出宫顺乎民心，合乎情理。”嗣后不久，孙中山又以授权秘书处复函清室的形式，列举大量事实，证明溥仪毁弃逊位时接受的优待条件，再次明确表示：“民国政府对于优待条件势难再继续履行，11月间摄政内阁之修改优待条件，及促清室移宫之举，按之情理法律，皆无可非议。”

　　孙中山一连两次严正表明了他与中国国民党的立场，使段祺瑞不敢再为所欲为了。清室善后委员会得以顺利进行故宫物品的点查。

　　公布点查

　　以杜觊觎之心

　　点查工程浩大又非常之繁杂，因点查的是国宝，为各界各式人等密切关注，更为别有用心的人处心积虑寻隙造谣污蔑，故而严格按公布周知的《点查清宫物件规则》18条进行。18条对点查人员的组成、分工，点查原则、点查方法、纪律都有详细的规定。如点查分组，每组为执行、监视二部分人员；监视人员为京师警察总监。京师高等检察厅长、北京教育会长，及聘请员等或其代表；登录时，每种物品上均须黏贴委员会特制之标签，凡贵重物品还须详志其特异处，于必要时，或用摄影术，以防抵换；室内工作时，不许单独游憩，不得先进或后退；监视人员于工作时须分立于执行人员之间，不得自由往来于事务地之外；进屋点查出屋时，每次必须加以封锁。由本组会同军警签字，点查未完之箱柜，亦照此办理……

　　根据第17条之规定，每点查完一个宫室后，即编排点查报告，上列这一宫室的所有物件，付印后分送京师各机关、公团，井公开发售，使社会各界周知。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病逝后，复辟势力重又抬头。清室遗老旧臣在段祺瑞、张作霖的放纵下鼓噪不休，妄图恢复旧有的“清室优待条件”，使溥仪重入故宫。

　　清室的复辟阴谋得逞，故宫国宝又将无尽流失。李石曾召集全体委员会议，磋商应对办法，达成共识：尽快成立故宫博物院，不使溥仪复宫，保护国宝安全。为防段祺瑞之流干扰破坏，他们举出了法定依据，即1924年11月7日的摄政府命令：所有接收各公产，暂责成该委员会妥慎保管，俟全部结束，即将官禁一律开放，备充图书馆、博物馆等项之用。

　　着手故宫博物院的筹备，草拟《故宫博物院临时组织大纲》，大纲规定博物院设“古物”、“图书”两馆，并采取董事会监督制和理事会管理制。据此又草拟了《故宫博物院临时董事会章程》和《故宫博物院临时理事会章程》。

　　清室善后委员会经郑重遴选，拟请21名董事。他们都是地位显赫的军政界要人和声名洋溢的学者教授，如鹿钟麟、张学良、卢永祥、蔡元培、许世英、熊希龄、于右任、吴敬恒等。这是为了显示社会各界的支持，以利抵制外界对博物院的破坏，确保博物院的生存与发展。

　　1925年9月29日，清室善后委员会通过了上述三个文件，推定了21名董事和9名理事。还议定了“故宫博物院”的名称，是因为博物院的院址在故宫，保藏的又是故宫的文物。

　　执行故宫博物院管理事务的理事会9人名单如下：李石曾、黄郛、鹿钟麟、易培基、陈垣、张继、马衡、沈兼土、袁同礼。各理事推定李石曾为理事长，暂不设院长，由李石曾以理事长身份主持院务。理事会决定，故宫博物院成立开院的时间，定在具有特殊纪念意义的10月10日，那一天是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纪念日，又是中华民国的国庆节。

　　从理事会决议到开院有短短旬日，可谓迅速或可说仓促，是因为情势孤危，非急急成立速成公开之局，无以杜觊觎之心——在段棋瑞、张作霖之流的偏袒下，逊帝皇室妄图重返故宫。

　　仓促开院反响强烈

　　开院准备紧张进行，有关报道见诸报端，由清室善后委员会拟定的《故宫博物院开院启事》也已公告周知：

　　本会自接收故宫以来，赖各方面同人之努力，点查将次守竣，遵照本会条例第四条，并民国十三年十一月七日政府令，组织故宫博物院，筹备经年，已就绪。兹定于双十节午后二时在乾清门内举行开幕典礼，除中西两路同时开放，并开放养心殿外古物书画陈列，在中路各处图书陈列在寿安宫，并开放文渊阁史料陈列。

　　李石曾手书的“故宫博物院”匾额，已高悬在神武门上方。

　　1925年10月10午后，北京各式人等纷纷拥来乾清门内，除观看开院大典外，更欲一睹数千年来壁垒森严之皇家禁地，及神秘藏宝。欢快的乐曲声中，应邀出席开院的军政警法工商学新闻界的3500多位贵宾，也都陆续到达。

　　下午2时整，21名董事和9名理事入场，故宫博物院开院典礼隆重举行，大典由董事庄蕴宽主持，他在宣布开幕后，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长、故宫博物院理事长李石曾，报告了筹建故宫博物院经过。次由前摄政内阁总理、理事黄郛讲话，内中的一段话属对敌视故宫博物院者的严正警告：“今日开院，为双十节，此后是日为国家与博物院之两层纪念，如有破坏博物院者，即为破坏民国之佳节，吾人宜共保卫之。”

　　执政府外交总长、董事王正廷，京畿警备司令、董事兼理事鹿钟麟，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董事于右任等相继发言，阐述建立故宫博物院的深远意义，吁请各界支持。

　　开院典礼毕，来宾与市民出入博物院各宫，观览宫殿建筑及陈列的古物。皇宫禁地及国宝尽现眼前，人们连做梦也没有想过，故而参观者异常踊跃。当时的一则报道，便可窥一斑了：“惟因宫殿穿门别户，曲折重重，人多道窄，汹涌而来，拥挤至不能转侧。殿上几无隙地，万头攒动，游客不由自主矣！且各现满意之色，盖三千年帝国宫禁一旦解放，安得不惊喜过望，转生无穷之感耶？”

　　就在10月10日开幕式后，清室善后委员会通电全国，报告故宫博物院成立开院，意在使举国皆知，壮大声势。

　　军阀破坏又有“废除拍卖”案提出仓促草创的故宫博物院举步艰难，除了经济上的原因外，更在于军阀政府的破坏，几使夭折。段祺瑞对故宫博物院理事长李石曾与博物院古物馆馆长易培基怀恨在心，是因为他俩全力支持冯玉祥驱逐清帝出宫，又力主接收宫中古物，建立图书、博物馆。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段祺瑞血腥镇压了请愿群众，又以共产党罪名缉拿李石曾、易培基，两人只得离京南下避难。故宫博物院失去首领，董事会和理事会于3月下旬会议，推举庄蕴宽、卢永祥为维护员主持院务。段祺瑞犹不甘休，放纵清室遗老来院无理取闹，又指使内务部官员干预博物院事务。

　　段祺瑞倒台后，张作霖、吴佩孚联合控制北京政府，先由颜惠庆后由杜锡珪形式上的摄政内阁代行政务。1926年7月下旬，杜锡珪内阁公然令各部各派一人，组成故宫保管委员会，充当故宫博物院的保管员。故宫博物院董事会与理事会奋起抗争，要求政府公开声明，凡故宫之物不发还清帝、不变卖、不毁灭，并由院组织移交委员会点交，点交时须由各界代表组成监督委员会监督点交，以清手续。争论至9月间，杜锡珪内阁垮台，所谓故宫保管委员会随之解体，未及点交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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